槟城南部的购物中心
顾客的要求 决定厂商的能力？
我觉得，这两年里面，学到最深刻的东西是，不是什么东西“能够”做，而是什么东西“不能够”做。（还有为什么不能够做）
举一个例子，在二月河的《乾隆皇帝》征伐乌鲁木齐的那一场战役中，兆惠是率领清朝军队的大将。
当时，对清朝来说，最佳的作战方案，是稳扎稳打，逐渐收缩包围网。但乾隆表示了对于战役进展速度的不满，所以兆惠只好用急进的作战方案。
虽然风险大增，但也惟有这个方案才能够在乾隆要求的期限下胜出战役。
这个故事表示的概念是，即使你已经找出了“最佳解”，但这个最佳解依然可能因为其他人（乾隆）的不理性，而遭到否决。
我的意思是，为什么有些政府官员（公司高层），会作出明明很荒谬的决策。
并不是我比他们聪明（能够当上高层的人，没有一个是愚蠢的），而是里面实质上有一些更深刻的原因。
很多部门到年底，都会尽量花掉剩余预算。从公司的角度来看，这样做无疑是愚蠢及浪费的。
理论上，如果我是部门主管，我的部门又有剩余的预算，“最佳解”应该是老实向上司呈报说，我们今年用了更少钱（八十万），去完成本来预计要更多钱（一百万）完成的东西。
如果上司是理性的，他应该能够理解，他的部下其实用了更少钱，就完成了任务，为公司节省了开支。节省了开支，就意味着提高了公司的盈利。
可是，现实往往和理论不一样。
实际上，公司会认为，你去年要求一百万，结果只用到八十万，代表你夸大了需求。
所以如果我明年要争取预算时，我要求一百万的预算，公司反而会只给我八十万。（公司会说，你去年也是只用八十万就完成了任务，不必多给）
下次我会不会这么笨去老实呈报？
对公司的整体利益来说，“属下老实呈报预算没用完”，的确是“最佳解”，但这是建立在一切环节都理性的情况下。只要中间出现了一个不理性的环节，结果就不一样了。
很多看来“不理性”的做法，其实是要满足某些“不理性”的人的要求。比方说，兆惠因为乾隆的要求，不得不选择急进的战略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为什么有些商业点子（比如网站的概念），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很有前途，但很奇怪的是，从来没有人做过。
你觉得奇货可居，一头热的跳进去，投入大笔金钱，建设网站，一年过后你才知道，并不是理论错了，而是里面有一些环节，并没有当初想得那么理性。
最好的例子就是八十年代的中国。当时的中国看来是一个无限美好的地方，有许多美国投资者，在八十年代末就努力进入中国。
绝大部分的美国投资者，到最后都上演了滑铁卢。
《华尔街银行家跌倒在中国地图上》这本书表示，美国董事会对于中国大陆内“不理性”的环境完全不了解。
他们明白为什么在中国的分部，不会用裁员来降低费用。（裁员是美国常用的手法，但在当时的中国是完全行不通的）
美国董事会也不明白，为什么一个“已经”被解雇的厂长，依然能够留在工厂中指挥员工。
作者作出了结论：“要想改變中國是不可能的，我們既然把錢花到了這兒，就得照這兒的遊戲法則生存。”
也就是说，我们也一样。无论如何，都必须先了解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，才能够谈实际的行动。
把这篇当作我自我反省下的心得吧。
举一个例子，在二月河的《乾隆皇帝》征伐乌鲁木齐的那一场战役中，兆惠是率领清朝军队的大将。
当时，对清朝来说，最佳的作战方案，是稳扎稳打，逐渐收缩包围网。但乾隆表示了对于战役进展速度的不满，所以兆惠只好用急进的作战方案。
虽然风险大增，但也惟有这个方案才能够在乾隆要求的期限下胜出战役。
这个故事表示的概念是，即使你已经找出了“最佳解”，但这个最佳解依然可能因为其他人（乾隆）的不理性，而遭到否决。
我的意思是，为什么有些政府官员（公司高层），会作出明明很荒谬的决策。
并不是我比他们聪明（能够当上高层的人，没有一个是愚蠢的），而是里面实质上有一些更深刻的原因。
很多部门到年底，都会尽量花掉剩余预算。从公司的角度来看，这样做无疑是愚蠢及浪费的。
理论上，如果我是部门主管，我的部门又有剩余的预算，“最佳解”应该是老实向上司呈报说，我们今年用了更少钱（八十万），去完成本来预计要更多钱（一百万）完成的东西。
如果上司是理性的，他应该能够理解，他的部下其实用了更少钱，就完成了任务，为公司节省了开支。节省了开支，就意味着提高了公司的盈利。
可是，现实往往和理论不一样。
实际上，公司会认为，你去年要求一百万，结果只用到八十万，代表你夸大了需求。
所以如果我明年要争取预算时，我要求一百万的预算，公司反而会只给我八十万。（公司会说，你去年也是只用八十万就完成了任务，不必多给）
下次我会不会这么笨去老实呈报？
对公司的整体利益来说，“属下老实呈报预算没用完”，的确是“最佳解”，但这是建立在一切环节都理性的情况下。只要中间出现了一个不理性的环节，结果就不一样了。
很多看来“不理性”的做法，其实是要满足某些“不理性”的人的要求。比方说，兆惠因为乾隆的要求，不得不选择急进的战略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为什么有些商业点子（比如网站的概念），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很有前途，但很奇怪的是，从来没有人做过。
你觉得奇货可居，一头热的跳进去，投入大笔金钱，建设网站，一年过后你才知道，并不是理论错了，而是里面有一些环节，并没有当初想得那么理性。
最好的例子就是八十年代的中国。当时的中国看来是一个无限美好的地方，有许多美国投资者，在八十年代末就努力进入中国。
绝大部分的美国投资者，到最后都上演了滑铁卢。
《华尔街银行家跌倒在中国地图上》这本书表示，美国董事会对于中国大陆内“不理性”的环境完全不了解。
他们明白为什么在中国的分部，不会用裁员来降低费用。（裁员是美国常用的手法，但在当时的中国是完全行不通的）
美国董事会也不明白，为什么一个“已经”被解雇的厂长，依然能够留在工厂中指挥员工。
作者作出了结论：“要想改變中國是不可能的，我們既然把錢花到了這兒，就得照這兒的遊戲法則生存。”
也就是说，我们也一样。无论如何，都必须先了解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，才能够谈实际的行动。
把这篇当作我自我反省下的心得吧。
